玩城投债，学的是江苏模式。
江苏发展经济的方法很简单，先固投，基建好了以后，招商引资，收税还利息，再固投，再招商引资。贵州省独山县的潘书记来自江苏，玩的就是这套，包括大片的工业园区，为什么烂尾？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断了，只能借新钱还旧钱，直到还不上利息。
天津本来就有造血能力，如果不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负债的问题不大，不会出现招不到商引不到资的情况。
县城：
西南地区有个特点，在设计院里干过活的人，多少都有一点了解，那就是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县城的城区面积、人口规模是有规律的。没有支柱产业的县，默认县城的上限人口是该县总人口20%，突破这个上限值，要么给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要么有产业。
大部分县城是体制内及周边群体、外出务工人员留守家属，共同组成的消费中心。县城的主流群体，要么吃财政饭，要么给吃财政的服务，这些是固定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留守家属，则是流动的，如学生，一旦毕业则外流，老龄人一死则人口少一个。
一般而言，城区面积1平方公里对应于人口1万到1.5万之间，大部分县城的人口约10万，对应于该县的总人口是50万左右，县城的规模在6平方公里左右。
西南地区，除了一小部分的县外，大部分县的人口在40万到50万之间，对应的县城城区面积则是6平方公里左右，这时候就会发现贵州省内很多县城早就超标了。
山西的县，面积整体偏小，人口少，导致县城规模受限，同时体制内占比大，所以，要么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要么削减体制内薪资，山西被动选择了后者。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主要看四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2.政府性基金”、“3.国有资本运营”、“4.社保基金”。而城投债，是第5张表，是隐形债务，一般不公开。
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明白，财政支出中第一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才涉及到财政转移支付，这里面约40%给体制内发薪资福利待遇。在2021年，大部分地级市的人均财政支出是约1.2万，也就是人均0.48万用于养体制内。
土地财政则是第二张表“2.政府性基金”。城投负债，主要来源于土地抵押，靠的是第二张表“2.政府性基金”，但大部分地方靠的不是土地财政，而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以土地价值被金融机构严重高估，看中的是第一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想的是财政托底。
第三张表“3.国有资本运营”涉及到的收入和支出都很少，第四张表“4社保基金”。
天津城投债没有暴雷，是因为天津借债靠的是第二张表“2.政府性基金”，即土地抵押。
大部分县城、地级市名义上靠土地抵押，但土地不值钱，实际靠的是第一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
县城面积：
自媒体马前卒的“睡前消息”靠批判独山县负债从而一举成名，据说这货以前在设计院里干过，按理来说应该知道20%这个潜规则。
独山县城卫星图
独山县的规划框架上，现在县城的面积是将近20平方公里，远期的规划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独山县的常住人口才26万，哪怕全部搬进县城，城区面积已经完全超标。
在西南地区，大部分县城都不可能达到20平方公里，哪怕是百万人口大县也很难达到，比如云南省宣威市，有些小产业，如宣威火腿。
宣威市城区卫星地图
宣威市常住人口是约120万，目前城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的上限不会突破30平方公里。独山县的人口是约26万，两者一对比，就知道独山县的暴雷只是时间问题。同样的，离云南省宣威市不远的贵州省威宁县，也是人口大县，常住人口将近130万，城区面积也不小，规划的面积居然达到30平方公里，暴雷只是时间问题。
威宁县城卫星图
地级市：
很多地方，不仅县城规划大，地级市市区同样如此，比如贵州省毕节市。整个地级市的户籍人口超过950万，将近千万级别，2022年常住人口约680万，新城区的规划，路网已经初步成型，远期规划超过70平方公里。
贵州省毕节市新城区
目前老城区已建和规划面积是50平方公里，两者叠加后，超过120平方公里，换句话来说，毕节市市区的总人口要达到150万左右，新城区需要引进70万到100万人口，需要这么多的人进城，没有产业就没有工作岗位，从哪里来这么多人？
投资新城建设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城投债借来的，从而形成城投债。
要想解决负债问题，要么增加体制内的占比，要么扩权，要么有产业。
1、增加体制内占比。比如，西藏、新疆、青海等很多县城都超过20%这个值，是因为地广人稀，体制内占比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多，被皇汉咒骂。所以，走这条路线，就注定要增加民族矛盾，再说，贵州也不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理由增加体制内占比。山西省则是小县制，也缺乏造血能力，要么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要么削减体制内开支，山西体制内收入低来源于小县制。
2、扩权。比如独山县，升级为地级市，这跟增加体制内占比的方法是一样的。独山县当年把城区框架规划到30平方公里，估计就是想联合周边县，升级为地级市市区。西南地区的地级市，人口上限是辖区人口的15%，如果超过这个数值，没有支柱产业的话，靠的还是财政转移支付。
3、产业。很明显，这种地方很难有产业。
产业：
国内以间接税为主，没有房产税等直接税，导致很多低端产业也能在大城市生存，比如广州的中大市场，产业够低端，养活的工人够多，而且地处市中心，在城中村里生存，对于企业的成本而言，因为城中村没有房产税，房租本来就不高，所以成本上，广州也好，独山县也罢，差别不大。所以，广州中大市场别说搬到贵州省，即便是非珠地区，也不会搬。
还比如丽江、大理的很多县城，也是超标的，依赖的是旅游业。也很明显，丽江、大理的知名度，不是想学就能学的。
其次是强省会战略的问题。以前很多地级市上还有诸如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厂，一些资源类企业。随着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几乎都在向省会搬迁，资源类企业搬不走的，也要把企业总部搬走，历史问题多的，通过兼并的方式，把下辖企业打包进省属国企，等于变相搬走企业。
一是搬走税收，二是把高收入群体搬走。
最后，强省会形成以后，地方缺乏产业，所以只能搞基建。然而，基建也是垄断的，招投标是假的，一般都是省会的公司中标，部分扶贫项目甚至会出现超高单价的情况，原因是要打包省会的项目。大搞基建，形成百万漕工。比如2021年统计年鉴：
2020年：勘察设计从业人员
2020年四川省勘察设计从业人员居然超过20万，重庆5.4万，云南6.2万，贵州3.7万，这些都是百万漕工，因为强省会战略的缘故，大部分公司都在省会，而项目来源呢？是整个省。税收、资金、利润、人力到了哪里？
如果加上施工、监理，四川省的建筑业从业人数将近400万，重庆120万，云南140万，贵州100万，百万漕工，一方面托底省会房价，形成土地财政，一方面给省会带来天量消费。基建一旦没了，省会马上就会被波及。
贵州与山西：
贵州、山西区别不大， 或者说云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区别都不大，大部分县城、地级市都没有产业，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
省会则依赖于吸血生存，都没有造血能力。
发展：
最好的模式其实就是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地盘也很大。不适合发展的地方就不应该发展。
以直接税为主，征收房产税，废除户籍制度，让产业、资本、人口自由流动起来，不要一窝扎堆在大城市，哪里地价便宜成本低，自然就会引导产业流动，市场决定产业。
如果搞这套的话，沿海的很多地级市会崛起，依赖于吸血的中西部省会则会没落。甚至会出现沿海地区部分地级市、县级市远超中西部省会的局面。
当然，因为房产税的原因，很多沿海地区的房价也会回归正常，大部分低端产业、人口会流向沿海地区的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形成城市群、都市圈，效果可能反而会更好。
当然，今天这套模式也有自己的好处，比如可以吹制度优势。
弄温屯
广西某地，有个地方叫“弄温屯”，花费上亿，通路通水通电通信号，总共只有10户人家，平均下来一家1000多万，对于当地人，好处自然也有，毕竟基建好了，坏处也很明显，据说是少民，背了个大锅，被皇汉诅咒，同一个民族的则被牵连，被诅咒少民有特权，到大城市后，工作难找。
关键的是，谁获利最多？
天津地方债务全国第一，为什么最先传出无力偿还的是贵州?（地方债务的逻辑、地方的属性、数据对比）
玩城投债，学的是江苏模式。
江苏发展经济的方法很简单，先固投，基建好了以后，招商引资，收税还利息，再固投，再招商引资。贵州省独山县的潘书记来自江苏，玩的就是这套，包括大片的工业园区，为什么烂尾？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断了，只能借新钱还旧钱，直到还不上利息。
天津本来就有造血能力，如果不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负债的问题不大，不会出现招不到商引不到资的情况。
县城：
西南地区有个特点，在设计院里干过活的人，多少都有一点了解，那就是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县城的城区面积、人口规模是有规律的。没有支柱产业的县，默认县城的上限人口是该县总人口20%，突破这个上限值，要么给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要么有产业。
大部分县城是体制内及周边群体、外出务工人员留守家属，共同组成的消费中心。县城的主流群体，要么吃财政饭，要么给吃财政的服务，这些是固定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留守家属，则是流动的，如学生，一旦毕业则外流，老龄人一死则人口少一个。
一般而言，城区面积1平方公里对应于人口1万到1.5万之间，大部分县城的人口约10万，对应于该县的总人口是50万左右，县城的规模在6平方公里左右。
西南地区，除了一小部分的县外，大部分县的人口在40万到50万之间，对应的县城城区面积则是6平方公里左右，这时候就会发现贵州省内很多县城早就超标了。
山西的县，面积整体偏小，人口少，导致县城规模受限，同时体制内占比大，所以，要么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要么削减体制内薪资，山西被动选择了后者。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主要看四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2.政府性基金”、“3.国有资本运营”、“4.社保基金”。而城投债，是第5张表，是隐形债务，一般不公开。
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明白，财政支出中第一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才涉及到财政转移支付，这里面约40%给体制内发薪资福利待遇。在2021年，大部分地级市的人均财政支出是约1.2万，也就是人均0.48万用于养体制内。
土地财政则是第二张表“2.政府性基金”。城投负债，主要来源于土地抵押，靠的是第二张表“2.政府性基金”，但大部分地方靠的不是土地财政，而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以土地价值被金融机构严重高估，看中的是第一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想的是财政托底。
第三张表“3.国有资本运营”涉及到的收入和支出都很少，第四张表“4社保基金”。
天津城投债没有暴雷，是因为天津借债靠的是第二张表“2.政府性基金”，即土地抵押。
大部分县城、地级市名义上靠土地抵押，但土地不值钱，实际靠的是第一张表“1.一般公共预算”。
县城面积：
自媒体马前卒的“睡前消息”靠批判独山县负债从而一举成名，据说这货以前在设计院里干过，按理来说应该知道20%这个潜规则。
独山县的规划框架上，现在县城的面积是将近20平方公里，远期的规划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独山县的常住人口才26万，哪怕全部搬进县城，城区面积已经完全超标。
在西南地区，大部分县城都不可能达到20平方公里，哪怕是百万人口大县也很难达到，比如云南省宣威市，有些小产业，如宣威火腿。
宣威市常住人口是约120万，目前城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的上限不会突破30平方公里。独山县的人口是约26万，两者一对比，就知道独山县的暴雷只是时间问题。同样的，离云南省宣威市不远的贵州省威宁县，也是人口大县，常住人口将近130万，城区面积也不小，规划的面积居然达到30平方公里，暴雷只是时间问题。
地级市：
很多地方，不仅县城规划大，地级市市区同样如此，比如贵州省毕节市。整个地级市的户籍人口超过950万，将近千万级别，2022年常住人口约680万，新城区的规划，路网已经初步成型，远期规划超过70平方公里。
目前老城区已建和规划面积是50平方公里，两者叠加后，超过120平方公里，换句话来说，毕节市市区的总人口要达到150万左右，新城区需要引进70万到100万人口，需要这么多的人进城，没有产业就没有工作岗位，从哪里来这么多人？
投资新城建设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城投债借来的，从而形成城投债。
要想解决负债问题，要么增加体制内的占比，要么扩权，要么有产业。
1、增加体制内占比。比如，西藏、新疆、青海等很多县城都超过20%这个值，是因为地广人稀，体制内占比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多，被皇汉咒骂。所以，走这条路线，就注定要增加民族矛盾，再说，贵州也不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理由增加体制内占比。山西省则是小县制，也缺乏造血能力，要么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要么削减体制内开支，山西体制内收入低来源于小县制。
2、扩权。比如独山县，升级为地级市，这跟增加体制内占比的方法是一样的。独山县当年把城区框架规划到30平方公里，估计就是想联合周边县，升级为地级市市区。西南地区的地级市，人口上限是辖区人口的15%，如果超过这个数值，没有支柱产业的话，靠的还是财政转移支付。
3、产业。很明显，这种地方很难有产业。
产业：
国内以间接税为主，没有房产税等直接税，导致很多低端产业也能在大城市生存，比如广州的中大市场，产业够低端，养活的工人够多，而且地处市中心，在城中村里生存，对于企业的成本而言，因为城中村没有房产税，房租本来就不高，所以成本上，广州也好，独山县也罢，差别不大。所以，广州中大市场别说搬到贵州省，即便是非珠地区，也不会搬。
还比如丽江、大理的很多县城，也是超标的，依赖的是旅游业。也很明显，丽江、大理的知名度，不是想学就能学的。
其次是强省会战略的问题。以前很多地级市上还有诸如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厂，一些资源类企业。随着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几乎都在向省会搬迁，资源类企业搬不走的，也要把企业总部搬走，历史问题多的，通过兼并的方式，把下辖企业打包进省属国企，等于变相搬走企业。
一是搬走税收，二是把高收入群体搬走。
最后，强省会形成以后，地方缺乏产业，所以只能搞基建。然而，基建也是垄断的，招投标是假的，一般都是省会的公司中标，部分扶贫项目甚至会出现超高单价的情况，原因是要打包省会的项目。大搞基建，形成百万漕工。比如2021年统计年鉴：
2020年四川省勘察设计从业人员居然超过20万，重庆5.4万，云南6.2万，贵州3.7万，这些都是百万漕工，因为强省会战略的缘故，大部分公司都在省会，而项目来源呢？是整个省。税收、资金、利润、人力到了哪里？
如果加上施工、监理，四川省的建筑业从业人数将近400万，重庆120万，云南140万，贵州100万，百万漕工，一方面托底省会房价，形成土地财政，一方面给省会带来天量消费。基建一旦没了，省会马上就会被波及。
贵州与山西：
贵州、山西区别不大， 或者说云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区别都不大，大部分县城、地级市都没有产业，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
省会则依赖于吸血生存，都没有造血能力。
发展：
最好的模式其实就是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地盘也很大。不适合发展的地方就不应该发展。
以直接税为主，征收房产税，废除户籍制度，让产业、资本、人口自由流动起来，不要一窝扎堆在大城市，哪里地价便宜成本低，自然就会引导产业流动，市场决定产业。
如果搞这套的话，沿海的很多地级市会崛起，依赖于吸血的中西部省会则会没落。甚至会出现沿海地区部分地级市、县级市远超中西部省会的局面。
当然，因为房产税的原因，很多沿海地区的房价也会回归正常，大部分低端产业、人口会流向沿海地区的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形成城市群、都市圈，效果可能反而会更好。
当然，今天这套模式也有自己的好处，比如可以吹制度优势。
广西某地，有个地方叫“弄温屯”，花费上亿，通路通水通电通信号，总共只有10户人家，平均下来一家1000多万，对于当地人，好处自然也有，毕竟基建好了，坏处也很明显，据说是少民，背了个大锅，被皇汉诅咒，同一个民族的则被牵连，被诅咒少民有特权，到大城市后，工作难找。
关键的是，谁获利最多？
1 年 ago • 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