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要的且是显然的原因，是因为TA们“穷”，这就导致容错能力差和试错机会少，所以面对困境更难以走出来。这部分原因是自然的，但此外仍然包括一些“机制性”因素，让穷人具有更高的可能性面对困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通胀的不均衡性
温和的通胀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这几乎是现代经济学的共识，在通胀情况下，政府面向内部债务的成本(付息 和 付本)会因为通胀而降低，这本质上是让国民承担了债务的成本，也就是一隐藏的“通胀税”（Inflation Tax）[1].
因为通胀税的隐含性，现代政府可以在法律和法案规定之外合理地降低自己的债务负担，因此都会自然地倾向于维持通胀而避免通缩。特别是强力政府，会想尽办法避免通缩。所以我们观测到，在长期来看，越是政府权力大的国家，其经济通缩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胀特别恶性通胀的可能性越高且持续时间越长。政府是倾向于通胀的，因为（在合理的通胀范畴内）政府不用承担通胀的成本，反而是通胀的主要受益方。那么谁承担通胀的成本呢，自然是政府之外的居民部门。
而且居民部门承担通胀税的“税率”是不均衡的，总是低收入群体税率高 而 高收入群体税率低。以美国2019年到2022年的高通胀阶段为例，在2022年，购买2019年同样的日用商品所需要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量的变化上，最穷的20%居民需要多花超过20%的可支配收入，而最富有的20%居民只需要多花约1%的可支配收入[2]：
从这个结果来看，穷人不仅承担显著更高的“通胀税”税率，而且在绝对数值上也可能更高。从这一时期欧洲的情况来看，也同样支持这个结论：穷人承担了更高的通胀成本[3][4].
在一个国家中政府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总是通胀占绝大多数时间，同时又由于穷人承担更高的通胀成本，这导致穷人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基本生存的部分占比越来越高，直到可支配收入无法维系穷人阶层 包括养育后代、应对疾病和灾难 在内的基本需求，也就是其生存的稳态会自然地越来越脆弱而越来越难以维系自身的生存，从而表现为“多灾多难”。同样的原理，在政府越强力的国家，因为更高的通胀税和由于福利制度的缺位导致的通胀税分布的更不均衡，也会让穷人阶层在通胀税存在过程中更快地滑落到生存的边缘，从而让整个国家表现的更“多灾多难”.
权益类收入的不均衡性
越是穷人越主要依赖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收入。在劳动力收入之外，作为政府部门“放水”的主要结果，也就是整个社会包括股票、债券等在内的权益类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5]——越是高收入阶层，其在权益市场的投资收益越高.，而最穷的投资者几乎总是亏损[6].
中国家庭投资理财平均收益率(按收入分组)
具体在中国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包括股票、基金在内的权益类投资，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亏损的。而高收入家庭则相对来说具有显著更高的权益类投资收益，且很少亏损[7]. 低收入者在权益类投资决策上更追逐热点，追涨杀跌，听信“专家”和“股评”. 更容易被外部的信息所影响和操纵，同时更难以承担短期的亏损，导致账户的浮亏变为实际亏损。
由于在权益投资上的普遍失败，低收入在权益收益分配上 不仅不能享受到“放水”的成果，反而要承担其部分成本。
权益收入不均衡让低收入者主要依赖工作作为收入来源，而工作的Scale up 能力非常有限，这让TA们的生活被锁死在工作上。由于工作对穷人非常重要，其在工作中跟资方和领导的博弈中占据天然劣势，这也导致其工作收入倾向于低于合理水平。
总结
总体来看，穷人在社会制度设计下遵守规则而行动和决策，会让TA们自然而然地变得更难以维系自己的生存状态，面对更多灾难。“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正是如此。苦难更多找上穷人，是我们社会制度设计的结果。
参考
- ^Cooley, T. F., & Hansen, G. D. (1989). The inflation tax in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3-748.
-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ow Inflation Has Affected Households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Since 2019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8426
- ^Inflation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drivers https://www.bruegel.org/dataset/inflation-inequality-european-union-and-its-drivers
- ^Albanesi, S. (2007). Inflation and inequali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4(4), 1088-1114.
- ^Feldstein, M., & Yitzhaki, S. (1982). Are high income individuals better stock market investors? (No. w09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Yitzhaki, S. (1987). The relation between return and inco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1), 77-95.
- ^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2023-Q1）——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 https://chfs.swufe.edu.cn/info/1031/1751.htm
苦难为什么偏偏找上穷人？(因为穷所以资源少，资源少容错和试错机会少，所以面对困境更难走出来，再加上制度本身就是剥削制)
一个主要的且是显然的原因，是因为TA们“穷”，这就导致容错能力差和试错机会少，所以面对困境更难以走出来。这部分原因是自然的，但此外仍然包括一些“机制性”因素，让穷人具有更高的可能性面对困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通胀的不均衡性
温和的通胀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这几乎是现代经济学的共识，在通胀情况下，政府面向内部债务的成本(付息 和 付本)会因为通胀而降低，这本质上是让国民承担了债务的成本，也就是一隐藏的“通胀税”（Inflation Tax）[1].
因为通胀税的隐含性，现代政府可以在法律和法案规定之外合理地降低自己的债务负担，因此都会自然地倾向于维持通胀而避免通缩。特别是强力政府，会想尽办法避免通缩。所以我们观测到，在长期来看，越是政府权力大的国家，其经济通缩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胀特别恶性通胀的可能性越高且持续时间越长。政府是倾向于通胀的，因为（在合理的通胀范畴内）政府不用承担通胀的成本，反而是通胀的主要受益方。那么谁承担通胀的成本呢，自然是政府之外的居民部门。
而且居民部门承担通胀税的“税率”是不均衡的，总是低收入群体税率高 而 高收入群体税率低。以美国2019年到2022年的高通胀阶段为例，在2022年，购买2019年同样的日用商品所需要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量的变化上，最穷的20%居民需要多花超过20%的可支配收入，而最富有的20%居民只需要多花约1%的可支配收入[2]：
从这个结果来看，穷人不仅承担显著更高的“通胀税”税率，而且在绝对数值上也可能更高。从这一时期欧洲的情况来看，也同样支持这个结论：穷人承担了更高的通胀成本[3][4].
在一个国家中政府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总是通胀占绝大多数时间，同时又由于穷人承担更高的通胀成本，这导致穷人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基本生存的部分占比越来越高，直到可支配收入无法维系穷人阶层 包括养育后代、应对疾病和灾难 在内的基本需求，也就是其生存的稳态会自然地越来越脆弱而越来越难以维系自身的生存，从而表现为“多灾多难”。同样的原理，在政府越强力的国家，因为更高的通胀税和由于福利制度的缺位导致的通胀税分布的更不均衡，也会让穷人阶层在通胀税存在过程中更快地滑落到生存的边缘，从而让整个国家表现的更“多灾多难”.
权益类收入的不均衡性
越是穷人越主要依赖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收入。在劳动力收入之外，作为政府部门“放水”的主要结果，也就是整个社会包括股票、债券等在内的权益类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5]——越是高收入阶层，其在权益市场的投资收益越高.，而最穷的投资者几乎总是亏损[6].
具体在中国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包括股票、基金在内的权益类投资，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亏损的。而高收入家庭则相对来说具有显著更高的权益类投资收益，且很少亏损[7]. 低收入者在权益类投资决策上更追逐热点，追涨杀跌，听信“专家”和“股评”. 更容易被外部的信息所影响和操纵，同时更难以承担短期的亏损，导致账户的浮亏变为实际亏损。
由于在权益投资上的普遍失败，低收入在权益收益分配上 不仅不能享受到“放水”的成果，反而要承担其部分成本。
权益收入不均衡让低收入者主要依赖工作作为收入来源，而工作的Scale up 能力非常有限，这让TA们的生活被锁死在工作上。由于工作对穷人非常重要，其在工作中跟资方和领导的博弈中占据天然劣势，这也导致其工作收入倾向于低于合理水平。
总结
总体来看，穷人在社会制度设计下遵守规则而行动和决策，会让TA们自然而然地变得更难以维系自己的生存状态，面对更多灾难。“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正是如此。苦难更多找上穷人，是我们社会制度设计的结果。
参考
11 月 ago • 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