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感的内化,有五种途径:
1、单纯重复:从小生活在“泛道德”的家庭、学校等环境中,持续在认知层面灌输“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个体无意识认同了宣传的口号
成长于“过度文明”的环境,做什么都要求“守规矩、讲道德”,相当于长期浸泡于“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培养皿里。
重复的行为规范、道德指引,沉积到无意识水平,即使在睡梦中、微醺后,个体也能说出正确的废话,还能维持基本的自我约束(比如,即使酒后,也不敢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做某些事)。
耳濡目染中,就把“讲道德”纳入人格特质,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2、认同重要客体的特质:与重要客体的持续互动(如父母、爷爷外公、老师领导、哥哥姐姐等),这些重要的客体表象(object image)与自体表象(self image)稳固地联结在一起。即使客体不在身边或永远离开,自己基于情感依附,可以调用客体的性格特质
每个人都在无意识中,会和内在表象时不时地互动,即心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重要客体的意象,借助内在的声音、图像,浮现于脑海。
如果自己对道德高尚的客体,既主观认可,又情感深度依赖,就乐于像他们一样为人、做事,以此保持积极的情感联结。即便他们肉身离开了,在天之灵,依然会微笑着、点点头。
这是广义的“向客体认同”。其中,最常见的是“向父母认同”和“向父母的理想自我认同”。
前者,父母本身就是道德楷模,子女照着做即可;
后者,父母反复强调应该如何——哪怕他们自身做不到——子女也认同了这些理想的价值,化为自身的要求。
类似的互动一再循环,当事人时而也会迷惑——是我想这么做,还是我为了让TA高兴,而心甘情愿这么做?
3、向理想客体认同:起于儿童或青春期,个体像心中偶像一般打扮、说话、做事,以此缓解自卑感、身份的迷茫以及面对复杂环境的焦虑
有的人,身边亲友未必有明确而坚韧的道德标准,但他们在儿童或青春期时,特别崇拜某些偶像,如英雄伟人、歌星影星,乃至杜撰虚构的主人公(如乔峰、郭靖、蝙蝠侠、狮子王、美国队长等),自己渴望像这些完美客体一般,能力超群,魅力无穷。
因而认同这些偶像身上的品质,如慷慨、勇敢、宽容、正直等等。
这种动机的来源,一是面对年长者(有时是霸凌者)时,体验到自身的卑微、无能;二是身心变化时,自己对自身角色的迷惑;三是面对复杂环境时,渴望有一套清晰的价值观,来支撑自己。
成人初期还可能对导师、领导、行业大佬、世界首富等有类似的认同,比如争取善于演讲、自律自信、做事高效、格局远大等等。
中年后,这类认同会逐渐退潮,因为看到自己惨淡的实际能力,继而走向“理想哀悼期”。
4、攻击性的反向形成:有的人“道德感”很强,源于他们无意中,攻击性比较强,但早期教养过于严苛、惩罚性强,自己大喊大叫、乱扔东西会引发自责感。因此,把过度的攻击性反向表达为“爱讲道德”“爱褒贬他人德行如何”,以此攻击别人“道德有亏”、指责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内心大体平和的人,对自己、他人、环境,虽然不至于处处热爱,却能大体忍受、接纳。
内心总是不满、看哪儿都不顺眼的人,往往攻击欲望较高,满肚子都是火药。
假如对自己的攻击性还缺少觉察,不做反思和调节,便会反向地指责他人和社会,觉得客观世界充斥着堕落与肮脏。
这样的“道学家”不是真正的有道德,他们只是善于把自己的各种不爽、愤怒,掩藏在看似光明正大、道貌盎然的说辞之下。
他们只看到,他人身上扎了几根毛刺儿,却看不到自己眼中堵着一条梁木。
但好在,他们只是动动嘴,“刀子嘴刀子心”地说道说道,就能缓解攻击欲。总好过一味忍耐、压抑,突然爆发,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情。
5、痛苦成瘾、道德受虐:自我挫败人格倾向,以纯洁、严苛的道德要求,来挫败自我的生活。无意识地自我折磨,以此避免体验过度的内疚感。
早年生活中,如果父母的生活过于忙碌、低自尊,还总遭周围人的欺负,子女长大后,每当生活好转一点儿,会有隐隐的内疚感。
比如,“我不配,我受不起这么好的待遇!”“好对不住父母,他们这辈子好可怜,我怎么能好吃好喝、没心没肺地活着呢”。
有些宗教戒律、民间谚语,也会强化吃苦耐劳的特质,而拒绝适度的世俗享受、更遑论尽情的享受花花世界。
比如,吃尽苦头、经受考验,才能得到救赎;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这些鼓励受苦的道德说辞,会强化人们忍耐痛苦的倾向,乃至“以苦为乐”。
当事人以为:“快乐、幸福注定无法长久;一时得意,日后还会跌得更惨;倒不如清心寡欲、逆来顺受;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不存任何的非分之想”。
这些想法,明显有清教徒、苦行僧的禁欲倾向。
他们一面受苦、压抑欲望,一面还有愉悦感、优越感,俗称“道德受虐”。
对他们而言,过度的兴奋、适度的物质满足,反而会引发强烈的堕落感、羞耻感,担心会”误了我百年的修行”。
请问道德是如何内化的?(道德感的内化,有五种途径:单纯重复、认同重要客体的特质、向理想客体认同、攻击性的反向形成、痛苦成瘾、道德受虐)
道德感的内化,有五种途径:
1、单纯重复:从小生活在“泛道德”的家庭、学校等环境中,持续在认知层面灌输“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个体无意识认同了宣传的口号
成长于“过度文明”的环境,做什么都要求“守规矩、讲道德”,相当于长期浸泡于“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培养皿里。
重复的行为规范、道德指引,沉积到无意识水平,即使在睡梦中、微醺后,个体也能说出正确的废话,还能维持基本的自我约束(比如,即使酒后,也不敢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做某些事)。
耳濡目染中,就把“讲道德”纳入人格特质,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2、认同重要客体的特质:与重要客体的持续互动(如父母、爷爷外公、老师领导、哥哥姐姐等),这些重要的客体表象(object image)与自体表象(self image)稳固地联结在一起。即使客体不在身边或永远离开,自己基于情感依附,可以调用客体的性格特质
每个人都在无意识中,会和内在表象时不时地互动,即心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重要客体的意象,借助内在的声音、图像,浮现于脑海。
如果自己对道德高尚的客体,既主观认可,又情感深度依赖,就乐于像他们一样为人、做事,以此保持积极的情感联结。即便他们肉身离开了,在天之灵,依然会微笑着、点点头。
这是广义的“向客体认同”。其中,最常见的是“向父母认同”和“向父母的理想自我认同”。
前者,父母本身就是道德楷模,子女照着做即可;
后者,父母反复强调应该如何——哪怕他们自身做不到——子女也认同了这些理想的价值,化为自身的要求。
类似的互动一再循环,当事人时而也会迷惑——是我想这么做,还是我为了让TA高兴,而心甘情愿这么做?
3、向理想客体认同:起于儿童或青春期,个体像心中偶像一般打扮、说话、做事,以此缓解自卑感、身份的迷茫以及面对复杂环境的焦虑
有的人,身边亲友未必有明确而坚韧的道德标准,但他们在儿童或青春期时,特别崇拜某些偶像,如英雄伟人、歌星影星,乃至杜撰虚构的主人公(如乔峰、郭靖、蝙蝠侠、狮子王、美国队长等),自己渴望像这些完美客体一般,能力超群,魅力无穷。
因而认同这些偶像身上的品质,如慷慨、勇敢、宽容、正直等等。
这种动机的来源,一是面对年长者(有时是霸凌者)时,体验到自身的卑微、无能;二是身心变化时,自己对自身角色的迷惑;三是面对复杂环境时,渴望有一套清晰的价值观,来支撑自己。
成人初期还可能对导师、领导、行业大佬、世界首富等有类似的认同,比如争取善于演讲、自律自信、做事高效、格局远大等等。
中年后,这类认同会逐渐退潮,因为看到自己惨淡的实际能力,继而走向“理想哀悼期”。
4、攻击性的反向形成:有的人“道德感”很强,源于他们无意中,攻击性比较强,但早期教养过于严苛、惩罚性强,自己大喊大叫、乱扔东西会引发自责感。因此,把过度的攻击性反向表达为“爱讲道德”“爱褒贬他人德行如何”,以此攻击别人“道德有亏”、指责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内心大体平和的人,对自己、他人、环境,虽然不至于处处热爱,却能大体忍受、接纳。
内心总是不满、看哪儿都不顺眼的人,往往攻击欲望较高,满肚子都是火药。
假如对自己的攻击性还缺少觉察,不做反思和调节,便会反向地指责他人和社会,觉得客观世界充斥着堕落与肮脏。
这样的“道学家”不是真正的有道德,他们只是善于把自己的各种不爽、愤怒,掩藏在看似光明正大、道貌盎然的说辞之下。
他们只看到,他人身上扎了几根毛刺儿,却看不到自己眼中堵着一条梁木。
但好在,他们只是动动嘴,“刀子嘴刀子心”地说道说道,就能缓解攻击欲。总好过一味忍耐、压抑,突然爆发,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情。
5、痛苦成瘾、道德受虐:自我挫败人格倾向,以纯洁、严苛的道德要求,来挫败自我的生活。无意识地自我折磨,以此避免体验过度的内疚感。
早年生活中,如果父母的生活过于忙碌、低自尊,还总遭周围人的欺负,子女长大后,每当生活好转一点儿,会有隐隐的内疚感。
比如,“我不配,我受不起这么好的待遇!”“好对不住父母,他们这辈子好可怜,我怎么能好吃好喝、没心没肺地活着呢”。
有些宗教戒律、民间谚语,也会强化吃苦耐劳的特质,而拒绝适度的世俗享受、更遑论尽情的享受花花世界。
比如,吃尽苦头、经受考验,才能得到救赎;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这些鼓励受苦的道德说辞,会强化人们忍耐痛苦的倾向,乃至“以苦为乐”。
当事人以为:“快乐、幸福注定无法长久;一时得意,日后还会跌得更惨;倒不如清心寡欲、逆来顺受;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不存任何的非分之想”。
这些想法,明显有清教徒、苦行僧的禁欲倾向。
他们一面受苦、压抑欲望,一面还有愉悦感、优越感,俗称“道德受虐”。
对他们而言,过度的兴奋、适度的物质满足,反而会引发强烈的堕落感、羞耻感,担心会”误了我百年的修行”。
9 月 ago • 心里学, 思维, 政治, 生活, 社科, 经管